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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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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重逢
作者:admin ?? 发布于:2019-07-16 13:26 ?? 文字:【】【】【

  饭后,我们三人一起在牛津镇散步,杨老师依然兴致勃勃,心情很好,特别健谈。沿途所处,一会儿指着这里,说这就是我们厦门的镇海路;一会儿指着那里,说那就是我们厦门的中山路。他带我参观了牛津著名的Blackwell书店,赞许有加。沿着泰晤士河漫步,杨柳低垂,河水汩汩而流,清澈见底;学院草坪绿色如茵,真是读书论道治学的好地方。

  抵达住所不久,午餐就准备妥了。当然是翁老师下厨,她从早晨就开始忙着张罗。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翁老师用干香菇炖了一只整鸡,色香味美,配上从国内带来的电饭煲煮的香软米饭,那可真是难得的可口、美味和温暖。自1993年9月中旬出国后,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到温馨的家庭热汤饭菜,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反应,我亲身感受到了翁老师的贤惠。

  如今回想起来,其实重要的不是遇见本身,双方最看重的应该是遇见过程中彼此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真性情。无论见与不见,无论相隔多远,无论彼此多久没有相见,这一点,都没有改变。这应该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信和深刻的把握,一种内在的和本质的东西。

  往事如烟,生活总是充满太多的尘世庸碌和身不由己。君子之交,淡淡如水,没有功利的交往才是平等怡情,更关乎待人接物。偶遇之间发生的碰撞,其实才是人性不经意间散发的闪亮;感染的不只是某种真性情,其实更是一种价值尺度与品行操守。平淡与平常,真实与真诚,其实才是激情与性情的永久底蕴。惟如此,偶遇之后,才会有故事,并且才能生动故事。没有刻意,才能自然;因为相信,所以把握;因为把握,才会平淡而绵延。

  最后,我想说的是,从外围观察,窃以为,杨老师的学术特点与贡献至少有三点:其一,从陈嘉庚到林则徐,从明清史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再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到极力倡导中国海洋史研究,杨老师的学术转型拓展脉络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轨迹高度契合;其二,立足福建,深耕民间地方社会,面向台湾与海外,是杨老师的一贯学术关怀;其三,杨老师继承了傅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传统,并发扬光大,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关键的十年期间,临危受命,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代际传承的历史使命,而后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开枝散叶,进而发展壮大。

  那天晚上,我想到了许多。同样巧合的是,12月4日,我在莱顿上班的第二天,厦大历史系陈瑶博士自报家门要加我微信,说受杨老师之命,邀请我参加今年三月底的会议。彼时彼地,我身处荷兰,终于又与杨老师微信联络上了,第一次电话交谈便是一个小时,不禁想起许多往事。我与杨老师、翁老师在荷兰曾经的交往,更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0月1日上午, 杨老师和翁老师携着一大批行李飞回伦敦,然后转机飞新加坡,绕道回国,我们机场再次惜别。

  作为“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受邀参会者,作为治华侨华人史的学人,我本来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杨国桢教授的学术拓展转型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林则徐到陈嘉庚,从中国社会经济史到中国海洋史”。这次研讨会恰逢杨老师八十华诞,我与杨老师和翁老师可是有着一段很长的外人不知的私人交情;在我心里,翁老师是温馨的,而我是事后很久才得知她去世的消息,一直憋在心里,没有机会表达。斟酌再三,今天我更愿意带着这份记忆参会。

  1993年9月中旬, 我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进修十个月,我没有向杨老师辞行,也不知道他要访问牛津的计划。次年4月16日,我从阿姆斯特丹飞赴英国查找资料,为期五周,为我即将在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博士研究申请作前期准备。5月6日,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突然眼前一个身影闪过,很熟悉,一看,这不是翁丽芳老师吗?再细看,又发现了杨老师。

  2002年7月中旬,我结束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为期半年的客座访问。赴北大报到履新之前,我回了厦门一趟收集资料。

  杨老师的大名,在厦大闻名遐迩,几乎无人不知,遑论历史学系的学生了。作为厦大历史学系三年级学生,我第一次在台下聆听杨老师的报告是1986年金秋十月。当时,杨老师刚访美归来,应邀给全系师生作报告。白衬衫、红领带、黑框眼镜,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是杨老师最初给我的印象。不过,最深刻的印象,是杨老师当时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博导。那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副教授职称便已经非常了不起。

  当晚,我发朋友圈追忆道,这样的遇见,在我的人生中不止一次。1993年初冬,我刚来荷兰不久,在研究院外大街不期而遇在莱顿大学留学的硕士同学袁冰棱,以如此方式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没有想到。1994年5月,我在英国档案馆查资料时,遇见杨老师和杨师母,更没有料到。1995年7-9月,我再次回英国收集资料,一个周末在伦敦华埠巧遇现任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的校友黄智生,他当时在英国做研究员。1998年9月1日,我在赴耶鲁大学访问的航班上遇见现任康奈尔大学教授Eric Tagliacozzo,我们前一周刚在莱顿茶叙,一年半前我们同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访问、收集资料,时常结伴吃饭。茶叙时,我们并没有告知彼此的航班,他正结束莱顿的行程,返回耶鲁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然后,我俩就这样一路同行,在飞机上不时串门打招呼。落地后,从纽约坐车三小时到纽黑文,他再乘的士先送我到耶鲁毕业生俱乐部住处才回家。我们后来在台北,很快又在北京再次相见。

  我们三人像一家人一样度过了5天的“欢乐假期”。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我们三人出出入入,上下电梯,身影不离。同事和外国学生羡慕不已,纷纷以为是我父母从中国来探望我呢。9月27日,我们一起坐游艇游览阿姆斯特丹;28日,同游鹿特丹、海牙、莱顿大学;30日,一起乘火车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记得那天风大,翁老师看我几天都没有穿外套,特地把杨老师的外衣找出来,坚持要我穿上。外出旅行回来,除了陪同翁老师去超市采购外,炒菜做饭等,我们两个大男人一点也帮不上忙,都由翁老师一个人在厨房包揽,我们就坐等享受。翁老师还几次教我如何做菜炖肉,做好后如何放冰箱储存,等下次吃时再加热,等等。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2017年,一次偶然机会,得知翁老师已经于2016年5月2日突然去世,我非常震惊,但仍不敢惊扰杨老师,更不知如何说起。2018年春季,我在北京颐和园与杨老师的一位高足见面长谈,期间谈起过翁老师突然过世一事。当时我没有说出的是,这件事长期压在我的心上,一直憋得慌。

  他乡遇故师,真是由衷的亲切和高兴。上前一问,原来杨老师应科大卫教授邀请在牛津客座半年,那天由牛津博士生程美宝同学陪同来伦敦搜集社会经济史和林则徐的档案资料。档案馆内,大家都在安静、马不停蹄地收发、阅读档案,我们小声约好在档案馆楼下餐厅共进午餐。午饭后,翁老师为我们三个人拍了一张合影。我们相互留下了联络方式,杨老师当即热情邀请我周末去牛津做客。

  5月15日星期天早晨,我如约赴牛津看望杨老师和翁老师。前一天,和杨老师电话联络,他建议我坐火车,并约好,一俟我换乘牛津方向的火车后,在站台公共电话亭立马给他打电话,他会去火车站接我。当时我没有告诉杨老师的是,这实际上是我第二次赴牛津。我第一次是从伦敦市中心维多利亚车站坐大巴去的,专门冲着阅读罗德斯图书馆特藏。由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进修访问的好朋友、外交部魏瑞兴大使介绍,我住在伦敦西郊四环、五环交界处的大使馆教育处大楼里,号称“51号兵站”。转车时,我如约往杨老师住所打电话,是翁老师接的,她说杨老师已经去牛津火车站接我了。我下车后,果然看到杨老师捧着一本书,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等候。

  1995年12月上旬,我回国做田野调查,从北京飞回福建收集资料,住在孙福生老师家。抵达后,我电话联络杨老师,杨老师非常高兴,邀请我某天晚上去他家吃饭。

  2010年12月中旬, 我受厦大历史学系邀请访问半个多月。12月23日,我电话约好去看望杨老师,在他的会展南二里新家。新家好难找,一路几次电话才寻到门口。这应该是我最近一次造访杨老师家。当时隐隐约约感到翁老师身体不太对劲,却不敢贸然细问。某天午后,在厦大南门附近再次偶遇杨老师和翁老师,只是没有料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翁老师。

  我与杨国桢、翁丽芳老师的遇见,在厦门大学那么多年,而且是同一个院系,却没有发生过碰撞;而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一次偶然遇见,却演绎为海外与海内一直继续的相见。

  记得当天离约定晚餐时间还早,杨老师电话便打到孙老师家,催我早点过去,先泡泡茶,畅叙别后故事。一进门,翁老师在厨房忙碌着,招待我的是海鲜火锅家宴,甚是热情隆重。翁老师特别细心,期间还用软尺给我量了腰围。某一天,我在孙老师家,忽然接到翁老师的电话,原来她特地买布料给我做了两条青灰色西裤,让我去拿。

  1988年秋季,我留在本系继续读东南亚史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中私下称杨老师为“杨老板”,杨老师大概是历史系唯一获取此“殊荣”的老师。记得有一次,晚上大约8点左右,我与杨老师的研究生鲍一高一起散步,途中他带我去白城杨老师家拜访过,刚好杨老师、翁老师不在家,只有杨蔚和杨宇在,没有机会与杨老师直接见面。后来,在厦大傍晚的上弦场,会时不时遇见杨老师和翁老师一起散步,却不敢贸然上前打招呼致意。

  下午四点左右,从中央火车站出来,下电梯,换乘地铁。在站台上候车时,一对下车的夫妇注意到我,我也几乎同时发现了她们,正是我二十年未曾谋面的读博士时的好同学Margit教授和她的先生Marcel。她们当天从乌特勒支附近的小镇住所来阿姆斯特丹,为夫君下周末的生日采购。她知道我这几天回荷兰访问,说正想着如何怎样呢,没有想到听到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很熟悉,仔细一看,真的是我。二十年未见,以这样的方式相见,算是惊喜的礼遇。

  1991年7月,我留厦大历史系任教后,算是正式认识杨老师了。在系组织的外出郊游等集体活动中,与杨老师有过交谈,但仅限于一般的礼节性交往。那时,感觉杨老师其实很健谈、很有亲和力,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上”。

  5月22日我飞回荷兰,准备当年荷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申请,几个月时间匆匆而过。秋天,忽接杨老师笔涵,告知他和翁老师计划来荷兰访问,我非常高兴。9月26日,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重逢,更平添了一份亲切和开心。

  2018年12月1日,我到莱顿荷兰皇家东南亚暨加勒比海研究所客座三个月。当天抵达阿姆斯特丹机场,朋友来接,一起前往阿姆斯特丹住所。

  8月12日傍晚,我到厦大东区1号楼602寓所杨老师新家拜访。此次距离上次相聚长达七年之久,发生了许多事。当晚,我们在东区校门外名士御园鹭发餐厅共进晚餐,杨宇也在,互叙多年别后故事。

  这应该不只是一篇私人回忆录,也是一份学人海外游学的珍贵的私家历史,长时段的、跨国的和代际的私家历史,更是一份知识探寻历程中的人文历史绵延注释。

  2004年7月11-12日,杨老师出席在北大召开的“世界文明与郑和远航”国际学术研讨会。12日中午,我邀请杨老师在北大勺园宾馆吃饭,碰到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王春梅老师也在那里招待客人。王老师得知杨老师是我的厦大老师,很高兴。餐后她走到我们桌台前告别,悄悄告诉我她已经签单了,说应该由历史学系宴请杨老师。我心里很不好意思,因为自己宴请杨老师的机会没有了。

  这些年海外出访较多,我长期行踪不定。2016年春,我从台湾中山大学客座回京,一天从系里信箱看到一本《海涛集》,我当然知道这肯定是杨老师托人带给我的, 但不知道是谁放的。事后很久才得知,原来是李一平教授受杨老师之托,请时在南洋院讲座的我的同事捎给我的。《海涛集》我从头至尾认真拜读了,对杨老师与翁老师的情意,对杨老师19岁时刊登在《厦门日报》上关于罗扬才的两篇文章散发的才气,对杨老师作为大陆学者第一次访台的详细纪实,对杨老师为许多学生著作写的序言,印象特别深刻。

  过后,我即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继续田野调查达一年半之久,然后返回荷兰撰写博士论文。2000年1月3日,我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两年。这两条西裤,我穿了将近十年,陪我去了好多国家,走了好多路。

  傍晚,杨老师和翁老师送我去牛津车站,我们就此别过。周末探访牛津,好像探亲走亲戚,又好像不全是。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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