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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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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
第803-804页
作者:admin ?? 发布于:2019-07-11 20:17 ?? 文字:【】【】【

  清代汉学家多无名位,常年以著书、授徒、游幕为生。著作虽勤,而刊印不易,有幸获得卢文弨、毕沅、阮元等官员助刊者为数无限,故他们生前发行著作者并不多见。即便排印,也几乎无利可图。惠氏门生江声享誉学界,在嘉庆初年被举为孝廉朴直,赐六品顶戴,但糊口贫寒。孙星衍曾寄银数十两救济,江声谢云:“接奉手函及《明堂考》,且奉厚惠十金,窃念旁边爱我,笔所能馨也。计旁边贶我,于今四次矣。客岁曾致书旁边勿复见赐,不至伤惠,俾声亦不至伤廉……心实抱歉,感愧交并也……自计昔为刻书受钱颇多,方患实不副名,前此既不成追,后此宜深自厉,见利辄取,毋乃累乎?”[18]江声贫寒的著作生活生计于此可见。

  清代汉学家沉潜于研经考史,表示出顽强的学术韧性。王国维谓治学的第二境地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枯槁”。在清代汉学群体中,很多人岂止是枯槁罢了,以学术为生命者可谓不胜枚举。恰是这种吃苦治学、锲而不舍的精力铸就了实证学风,延续了清代汉学的灿烂。

  扬州学者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李惇(成裕)等报酬至交老友,而学术概念多有收支。汪中致信刘台拱云:“中在府城中,尝与成裕相知,处四五日,其心服于足下者以至。至于学术同异,则诚不克不及够口舌争也。”[37]他们的学术异同不只是考据看法,并且体此刻儒学宗主。王念孙、刘台拱兼尊宋学,汪中、李惇则竭尽全力地排斥宋学,而汪、李对于刘台拱兼尊宋学也颇有微辞。汪中曾致书台拱:“李君相见时,每以足下深信宋人之说为恨。君子之学如蜕然,幡然迁之,未审比来进德求学,亦尝发寤于心否?见知为望。”[38]但刘台拱并未改变本人的学术特色。汪中、李惇还曾为考辨明堂轨制频频辩说,求同存异。这些学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靠”。[39]不相依靠是汉学家的学术理念之一,不只见之于同亲老友间,也吐露于师徒之际。

  [13](清)响亮吉:《响亮吉致孙星衍》,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上(修订本),第275页。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标的目的为清代民国的思惟文化史、社会史。

  进而言之,矻矻考证的清代汉学家并没有局限于“保身”“谋生”,后世也不该以此来认识其精力境地。他们淡化了儒家的道德抱负主义,少交心性之学和纲常道德,却仍然有其德性追求。汉学家在治学生活生计中展示的学术精力,恰是其德性修身的主要表现。学者们沉潜结壮的学术风尚,较之束书不观、驰驱利禄的士风,其高下之分不问可知,此中德性包含也不容轻忽。

  任大椿精于汉代礼法和名物轨制,官“四库馆”及监台之余,精研《礼经》,著有《弁服释例》等书。他好编录佚书,撰《小学钩沉》,辑小学册本38种,于诸家异说多所考据。又撰《字林考逸》8卷,共辑一万五千余字,跨越原书字数。辑佚之事,艰辛繁杂,致使他经常带病劳累。乾隆四十年,他正带病辑考《字林》,特来看望的章学诚记云:“散见蒐猎横博,楮墨纷挐,狼籍床笫间。君嗟叹谓病不成堪,赖此消长日耳。”[22]是书于乾隆四十七年完稿。

  [24](清)焦循:《雕菰集》卷二四《告先圣先师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书社影印本,2002年,第1489册,第363页。

  焦循看待学术攻讦的立场也有典型意义,他说:“余生质极钝,然每得一书,无论其出名与否,必详阅首尾……余交游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无论经、史、子、集……必详读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则手录之,历二三十年,盈二尺许矣!”[40]在设馆授徒之余,他呕心沥血,于28岁撰成《群经宫室图》50篇,仓皇排印后,疏漏自不克不及免。江声读后,写信频频辩难。焦循将江声手札保留下来,赞扬江氏“德性之醇穆”,并感伤:

  [43](清)刘恭冕:《刘恭冕致刘寿曾》(第二通),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下(修订本),第803-804页。

  焦循及第后,发奋著书,成为《易》学、《孟子》学和天年学大师。自述从41岁以《十翼》及上、下两经“参互融合”,五年三易其稿,至45岁那年“三月十八日昏绝,至二十四日复甦。老婆啼泣,戚友唁问,一窍不通,惟《杂卦传》一篇朖朖于心。既甦,默思此传实为赞《易》至精至要之处。二千年说《易》之人置之非论,或且疑之。是固我孔子神爽聿昭,以循有志于此经,所以昏瞀之中,开牗其心,阴示厥意”。[24]从此,他不惮寒暑,不与应付,不赴科考,分心《易》学。焦循著《孟子公理》则先令其子焦廷琥抄录专说《孟子》之书,加上杂见他书者,编成《孟子长编》30卷,然后以己意裁成损益,撰写《孟子公理》。廷琥记云:

  中国粹术代有演进,各显优长。汉赋、唐诗垂馨千祀,宋、明理学高超艰深。但就治学之勤恳而言,则清代汉学家可谓首屈一指。清代汉学名家辈出,著作累累,却并非天才济济。此中不少学者天资泛泛,少无才调。好比,阎若璩“幼口吃,性颇钝,读书千百过不克不及熟。年十五,冬夜读书,寒甚,漏四下,坚坐沉思,心忽开,自是颖慧绝人”。“生平长于考据,遇有疑义,频频深究,必得其解乃已”。[16]恰是深究疑义的韧性,使阎若璩的辨伪研究成就斐然,成为汉学兴起的主要环节。章学诚自述“二十岁以前,性绝騃滞,读书日不外三二百言,犹不克不及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妥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体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此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廿八岁矣”。[17]章氏以勤补拙,坚韧不拔,终成史学名家。

  戴望身世儒门,少小伶丁,寡母节衣缩食,助之向学。他曾从陈奂、宋翔凤问学。学未大成,却赶上承平天堂和平,只得奉寡母避居姑苏城南之东林山。清军收复江宁后,戴望受聘入金陵书局校书,闲时研究经、子,学识益进,撰成《戴氏论语注》20卷,辑《习斋颜氏学记》10卷,撰《管子校正》24卷。“又为《古文尚书述》,属稿未半而病以亟矣!盖君自至江宁数病,病稍间,即改所著书,复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于不成为以卒”,年仅37岁。[30]这类事例在清代汉学群体中不堪列举。

  考经证史花费心力,出书又不易,很多汉学家终身贫病交加,默默无闻。好比,张星鉴师从陈奂,屡应秋闱不中,以诸生终。他以游幕为生,历经皖、鄂、豫等省,与咸同年间校书者多有交往,所撰《国朝经学名儒记》一卷,得河南学政之助发行,其余则难以面世。同治年间,张星鉴曾去金陵书局拜访戴望、刘恭冕,于治学的艰苦颇有同感。自记云:“时局中刻诸史,任校雠之役者如德清戴君子高、宝应刘君叔甫,各以文章、学术雄视一时。子高好读毗陵庄侍郎、刘礼部书,为先汉今文家学。叔甫系端临先生从孙,考据经、史,能不坠其家法。与之言论,慨异学之鼓簧,叹经生之不遇。”[19]张星鉴“晚年学益邃,境益困……未尝一日稍得志”。光绪三年,“倦游返吴,老而贫,贫而病,里居困瘁……有子先卒,死后萧然,室如悬磬。亲朋为营丧葬事既毕,其戚朱砚生给谏……搜访遗文,将以排印,得《仰萧楼手稿》二卷”。[20]乾嘉汉学一度获得官方搀扶,但对朝廷来说,经学的价值一直体此刻东西层面。故有清一代,“叹经生之不遇者”绝非少数。刘恭冕学有渊源,逝世前得及第人,而终身际遇并不比戴望、张星鉴优裕几多,而续完的《论语公理》成为一代名著。这类吃苦治学的景象在清代中基层士人中不足为奇。

  [3](清)端木国瑚:《端木国瑚致徐迪惠》,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中(修订本),人民文学出书社,2014年,第461页。

  [20](清)陈倬:《仰萧楼文集序》,(清)张星鉴:《仰萧楼文集》卷首,第1页。

  道咸以降,社会动荡,治学情况日就衰败,而很多学者治学不懈。绩溪胡氏以学术成绩享誉晚清,而勤恳治学也是胡氏家风。史载胡秉虔,“勤学之心废寝忘食。咸丰辛未之岁,已成进士十二年。先生从侄竹村先生计谐来都,与先生同寓。每夜读书必尽烛二条,或日间酬应纷繁,而夜课不减。好学不辍,无异寒素,宜其所成之深也。”[26]其侄胡培翬(竹村)的《仪礼公理》为传世之作,而撰写过程愈加艰辛。他致信陈奂云:“弟自秋间背生一疽,卧床数月,近日始能起坐,然尚未复元。《仪礼疏》稿写出仅止一半,今岁在舍,耽延日多,俗务纷集,又复遭此灾厄,精力顿减,成书未知何日,焦甚。”[27]然而,胡培翬仍以顽强的毅力撰成了此书。

  [25](清)焦廷琥:《先府君事略》,《丛书集成三编》第86册,台北新文丰出书公司,1997年,第18-19页。

  [7](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一《益都李氏宗祠记》,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

  [33](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九《与辛楣论熊方后汉书年表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书社影印本,2002年,第1432册,第705页。

  [40](清)焦循:《雕菰集》卷一六《里堂道听录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第273页。

  [14](清)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一辑,上海人民出书社,2014年,第154页。

  黄式三自少癖嗜读书,终身治学不辍,生前仅有《论语后案》发行。他对汉学家的“求是”理念不敢自傲,但对峙“天假我一日,即读一日之书,而求其是”[28]。这种勤学精力滋养儿女,其子黄以周分析家学,精研《三礼》,“详考礼法书,日夜研索,多正旧说之误,释后人之疑”,著《礼书通故》百卷,列为五十目。[29]黄氏成为晚清学术名家,而吃苦治学也传为家风。

  刘恭冕、戴望是《论语》学伴侣,而学术路向截然不同。戴望对刘氏兼采汉、宋不认为然,曾致书张星鉴云:“叔俛兄经学虽有所得,唯惜其汉、宋杂糅,与苏、常诸老家数实异,求如洵美、泳之之谨守家法,自二三君子外,不成多得也。”[42]刘恭冕则不完全认同戴望的今文经学,曾致信刘寿曾云:“冕于《春秋》欲昌明左氏,辨汉人左氏不传《春秋》之诬(拟为文十篇),现撰文四篇,俟后钞出求教(一辨卫蒯瞶、辄父子争国是,一辨王壬秋《庄子》中有公羊说之误,一论何劭公用纬说《公羊春秋》之误,一论公羊家微言之辨)。”[43]虽然如斯,刘恭冕的《何休注训论语述》除了多引刘逢禄、宋翔凤的看法外,也间接援用戴望的《论语注》,且关怀其遗著出书。

  清代汉学家虽然有人在“尊德性”方面仍有欠缺,以至不无利禄之心,但绝大大都人“明其道不计其功”,终身守望学术净土。清中期沈彤、余萧客、臧琳等人潜心学术、平民一生,倒是成立汉学的基石。一些人游移于仕、学之间,而价值重心仍在学问。钱大昕晚年入仕,曾得乾隆帝赏赐,“将大用,而先生淡于荣利,以识分知足为怀。慕邴曼容之为人,谓官至四品可休。奉讳归里后,即引疾不出”[6]。他40岁当前专注于著作、讲学,时报酬之可惜。而他认为,仕进不如著作,唐代陇西、赵郡位居宰相者数十人,“然而太白、义山未登膴仕,至今妇孺皆能诵其姓字,视身都将相而无所表见者,所得孰多?故出名位之有尽,不若文章之无限,昔人所以揅精沉思,兀兀穷年而不悔也”[7]。这是钱大昕的人生感悟,也践履于步履之中。历代很多人入仕之后,荒疏学业,专攻心术,以至连宦海文书都委之吏属,废弛了仕风。故钱大昕强调士医生的学术素养,并以史为鉴:“士医生不克不及够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亡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本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蛇矛大剑,安用毛锥?’乾佑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8]他认为,处置好仕、学关系不只影响小我成绩,并且关系国度安危。钱氏成为一代儒宗,学传长远,与其稀薄利禄、置重学术的志向无疑亲近相关。

  [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78页。

  摘要:清代汉学是保守学术的高峰,积厚流光。不只其学术规范影响深远,并且留下了丰厚的精力遗产。在目前相关研究中,人们对汉学精力的认识大体局限于“脚踏实地”,而对很多汉学家恬澹利禄、锲而不舍、和而分歧的学术精力鲜有论及。本文略述要旨,以期进一步探析、认识清代汉学的底蕴,这大概对后世学术风尚和繁荣亦不无启迪。

  [35](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戴东原书》,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566页。

  [8](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士医生不说学》,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7册,江苏古籍出书社,1997年,第497页。

  一些汉学家像钱大昕一样,明智地抉择于仕、学之间。乾隆十四年,清廷令各地督抚保荐经学人才。惠栋被两江总督荐举,因故未能赴京。又有朝官荐举戴震之师江永,而江氏“自顾寂然就老,谓无复可用。又昔至京师,所与游皆无在者,愈益感怆,乃辞谢”。他致函戴震暗示“驰逐名场,非素心”。“卒不克不及强起”[9]。金榜高中状元,授职后即告归,沉潜于《三礼》之学,晚年卧病而著作不辍,终为礼学名家。

  [19](清)张星鉴:《赠丁咏之序》,《仰萧楼文集》,光绪六年刊本,第20页。

  相对于佛、道二教,儒家具有明显的入世倾向。在民主主义的钳制下,科举成绩与儒学涵养不克不及完全等同。士医生的人格多被宦途扭曲、同化,很多人不讲修身立身,学问也只是谋取利禄之资。不少人沉沦宦途,期望以此光宗耀祖。但儒学的精力保守并没有完全断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4]董仲舒则云:“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还以此描述孔门门生之行。[5]这类理念在清代仍然薪火不停,影响深远。

  王念孙久值谏垣,任御史已满四年后,例当出任知府。为了潜心学术,他请辞更利宦途的外任,仍供京职,后来持久屈居六品。任大椿与王念孙志趣不异,而机缘不济。他少以文章名,自少至壮,起居食息、舟车道路无一时不究心典籍,精研考证。乾隆三十四年成二甲第一名进士。按例当改庶吉人,却被授礼部仪制司主事。该司工作繁重,无暇学问。他求座师朱筠设法移司闲曹,以便竭半日一夜之力读书,于是十年守官,仍可大半读书。朱筠说:“前人仕学不偏废,且知命者固不求热,亦岂成心求清凉耶?”大椿唯唯以退。[10]每日自官署归,辄闭门读书,如诸生时,不以仕废学。雷同学者还有凌廷堪,成进士后,例选知县,而心向学术的他自请改为教职,曰:“必如斯,吾乃可养母治经。”遂选宁国府学传授,“孝悌安贫,谨身节用,毕力著作”,著《礼经释例》等书。[11]受钱大昕学术熏陶的钱坫也在成进士后,请求由知县改为江宁府学传授,以便处置撰述。

  焦循家居18年,吃苦著书300卷,在完成《孟子公理》后不久,便于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归天了,仅58岁。焦循著书而死,而其子廷琥发扬家学,沉湎于学术,加之体弱多病,父卒半年后也因病早逝了。

  [9](清)戴震:《戴东原集》卷一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书社影印本,2002年,第1434册,第546页。

  [1](清)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一三《壤室读书图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书社影印本,2002年,第1491册,第105页。

  有的学者疏离宦途也表现了对精力自在的追求。汪中晚年曾赴科考,30岁当前绝意宦途。被谢墉选为拔贡后,却不赴朝考。汪中的才学深得朱筠、朱珪兄弟赏识。乾隆五十年,朱珪主江南乡试,放言必得汪中为选首。但他未招考,曾致书孙星衍表白心迹:“科名,身外之一物,以之荣亲则为现实。某每闻人致语云:‘一举及第日,’泊然无所动心也。继云:‘双亲未老时’,则闻而瞿然。”又云:“入世既深,必思所以自立。学术观其会通,行业归于平实,是所望也。”[12]一天,汪中过访焦循居所,感慨“湖光山色都娱目”,请焦循作对为楹帖,焦循遂联以“和璧隋珠勿动心”。这副联语其实表白二人心向学术、不牟利禄的精力默契。汪、焦“行业归于平实”,既考虑了本身特长,又是神驰自在精力。他们学思深挚,却不克不及迎逢宦海习气,即便勉强入仕,未必能坦途如意。清代成进士者数以万计,而像汪、焦那样的学术巨匠则寥寥可数。

  [10](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任幼植别传》,吴兴刘氏嘉业堂1922年刊本,第12页。

  “四库馆”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也意味着汉学挤身于清学正统。馆中堆积了不少一流学者,但他们并非不成置疑的学术权势巨子。戴震作为学术大师享誉士林,而从嘉道年间起头,戴震的《水经注》案辩论就已起头,其后持续百多年。王念孙晚年师从戴震,却像汪中一样否认戴震“光被四表”的注释,这一看法后来收入王引之的《经义述闻》。钱大昕与戴震书札往返,力辨西人历算学之非,指出戴震之师江永“乃创为本无消长之说,极诋杨(光辅)、郭(守敬),以傅会西人”。[35]与此同时,王念孙对钱大昕的经史考证也多有辨驳,如《史记杂志序》《书钱氏答问说地字音后》等篇。[36]

  [31](清)焦循:《里堂家训》卷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书社影印本,2000年,第951册,第529页。

  [28](清)黄式三:《求是室记》,《儆居集·杂著四》,光绪十四年刊本,第26页。

  [23](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六《文集》、《文史通义》内篇六,第3页。

  [27](清)胡培翚:《胡培翚致陈奂》,(清)陈奂辑,吴格拾掇:《流翰仰瞻:陈硕甫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书社,2012年,第211页。

  [39](清)汪中:《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并序》,《新编汪中集》,第480页。

  [4]《论语•述而》,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中国书店影印本,1985年,第29页。

  明显,清代汉学的繁荣,底子上不在于政治地位。汉学的魅力和成绩,是与学者的治学精力分不开的。嘉道校勘学家顾广圻曾区分汉学、宋学和俗学:“予尝频频寻求,经历数十年尔后得,请以三言蔽之曰:汉学者,正心诚意而读书者是也;宋学者,正心诚意而往往不读书者是也;俗学者,不正心诚意而尚读书者是也。”[1]他所分未必得当,却提醒了汉学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的保守。

  [41](清)焦循:《雕菰集》卷一八《江处士手札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第298页。

  [21](清)任兆麟:《有竹居集》卷一○《余仲林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4册,上海古籍出书社,2010年,第452页。

  [2]刘宝楠:《论语公理·凡例》,《诸子集成》(1),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第1页。

  [26]胡蕴玉:《胡秉虔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一百辑,文海出书社影印本,1973年,第997册,第9页。

  焦循阐了然学者看待学术攻讦的应有立场,“规之当,则依而改之”,不然开诚布公地辨明。这是博大胸怀和学术自傲的表现。

  [29]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传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九十九辑,文海出书社影印本,1973年,第989册,第3页。

  清代汉学家的门户观念不如宋、明理学家极重繁重。乾隆年间,惠栋等人倡导汉学之时,重视独立门户,凸显壁垒。但嘉庆以降,和谐、兼采汉宋的场合排场逐步构成,门户观念趋于淡化。虽然汉学家之间也有师承或意气之争(后者如段玉裁与顾广圻论校书),但大略以脚踏实地为主旨,表示出和而分歧、平等立言的立场,学术上没有不成冲犯的偶像。郑玄、许慎是汉学宗师,天然也是学术典型,但若何认识二人的学术风采?焦循认为:“许氏作《说文解字》,博采众家,兼收异说。郑氏……注《三礼》,列郑医生、杜子春之说于前,而以‘元谓’按之于后。《易》辨爻辰,《书》采地说,未尝据一说也。且许氏撰《五经异义》,郑氏驳之。语云:‘君子和而分歧。’两君有之。”[31]“和而分歧”是焦循对许、郑学术精力的总结,实则反映乾嘉汉学家的治学立场。清代汉学群体中,学术上争鸣立异、推陈出新是遍及景象。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以学问精博、蔚为宗师而载诸史册,而他们的一些看法在其时即蒙受质疑。

  [36]拜见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三,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1925年刊本。

  与此同时,汉学家进行学术争鸣的立场多如钱大昕所云:“愚认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谈论须平允,词气须谦虚。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32]会商古学尚且如斯,与当朝人切磋更需谦谨。钱氏面临他人的学术质疑,老是平心静气地进行会商,其大量书札留下了这类记实。好比,卢文弨推崇钱大昕“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表率”。但对于钱撰《熊方后汉书年表序》否决更改熊书的主意,卢氏持有贰言。在频频查核之后,他指出熊书的数条失误,[33]还指出钱著《续汉志》中的几处讹误。钱大昕复信云:“来教谓《续汉志》述二十四气中星,大寒旦中,当是‘心半’,非‘心二半’。仆初校时,但据闽本添‘二’字,初未布算,兹以《四分述》推之,果是心半,始悔历来粗心之误,受教良非浅矣。惟是尊教云中与节相距之度,不外十四、十五之间,则恐未为定率。”[34]这类平实会商在汉学家之间其实是习认为常。

  上述学术精力与“脚踏实地”理念相辅相成,还有待于今人认识和分析。其实,清代汉学家的治学精力远不止此。此外如隆重立言的学风,被称为“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正如阮元所云:“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束发研经,白首而不克不及究,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44]清代汉学家欠好立主旨,淡化道统,似乎做着“无用之学”,但不只取得了灿烂的考据成绩,并且在庙堂理学之外注释儒学来源根基,自建了学统。虽然清代汉学不无繁琐之弊,思惟建构较两宋儒学减色,倒是治疗空疏学风之良药。这些都是前代儒家未能达到的境地,对于清代学术的繁荣具有主要意义。

  清廷入主华夏后,泛博士人在精力上没有完全臣服。有清一代,满族很大程度上汉化了,而满、汉之间的民族隔膜一直具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持久留在清初士民的回忆中,接踵而至的文字狱更是让读书人糊口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江南士人对政治的惊骇加强了远离宦海的取向。与此同时,清代汉学在兴起之初,不断是有别于庙堂理学的民间学术,其“治平全国”的文化功能隐而不显,故不为统治者青睐,也不克不及像理学那样敏捷官学化。这既使得很多汉学家远离权力核心,淡化经世致用,而又在较大程度上传承了儒学重义轻利的精力保守。

  章学诚治学也是废寝忘食,毅力顽强。晚年眼病目盲,仍著作不辍。本人不克不及写字,则口传儿子代写。针对汉魏以降士医生好编文集、总集、别集之风,他强调“前人有专家之学,尔后有特地之书。有特地之书,尔后有特地之授受”[23]。他主意写特地之书而否决编文集,表现了汉学家的学术取向,即好作特地的经史考据,而疏于作文。清代一些出名汉学家,如吴县惠氏、高邮王氏、常州庄氏等都潜心撰写特地之书,留下的文集篇幅很少。然而,很多经学、子学专著不得不花费作者数十年、以至几代人的心血,其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是不问可知的。

  清代汉学汇集众流,为保守学术的高峰,至晚清虽受经世思潮和西学浸染,仍不失朝气。清代汉学家勤于著作,很多精湛的经、史、诸子学论著前无前人,后少来者,至今都是不克不及轻忽的学术资本,但其政治地位历经坎坷。清前期,朝廷标榜以理学治国,逐步兴起的汉学只是民间学术。其开创者或如顾炎武自居遗民,或者如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划一人以平民终老,以至如臧琳等人死而无闻。这与其时理学名臣继起,以至身后从祀孔庙的荣耀形同天壤。乾隆年间,朝廷崇尚经学,汉学地位敏捷提拔,呈现了毕沅、王引之、阮元等汉学官员。但绝大大都汉学家并无一官半职,如惠栋、江声、余萧客、沈彤、江永、汪中、焦循、臧庸等人久困场屋,甘居林下。很多家道贫寒者,晚年只能以游幕、授徒为生,以至贫病交加,赍志而终。晚清以降,理学经世派敏捷兴起,汉学仍有朝霞,而政治地位再度边缘化。

  [6](清)李元度:《国朝先闲事略》卷三四《钱竹汀先生事略》,同治八年刊本,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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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王西庄书》,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603-604页。

  [30](清)施补华:《戴君墓表》,(清)戴望:《谪麐堂遗集》卷首,宣统三年刊本,第2页。

  清代汉学家恬澹名利的精力追求曾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章太炎针对清末士风云:“曩者凌曙卖香,汪绂陶瓦,戴震裨贩,汪中傭书,张惠言饿不克不及具饼饵,及其学术有造,往往陵厉前哲,修名烂然。自今以往,上品将无寒门,斯风则堕地矣!”[14]梁启超也表扬清代“学者的人格”:“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廉洁,其志专注。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15]清末民初,章、梁已不克不及“为学问而学问”,却崇尚汉学家的精力风骨,几多带有文化托命的忧思。他们规戒世风,也为后人领会、阐释汉学精力供给了线索。

  虽然如斯,很多学者仍不计功利,数十年沉潜于学术,死尔后已,兹举乾嘉汉学家数例:

  余萧客晚年师从惠栋而能传其业,深疾凿空之谈。“幼有异禀,尤攻苦自励。家甚窭贫,而书卷不啻千计,皆驰驱数十里,或扁舟,或柴车,闻一异书,必假抄写,或得观乃已,故其家率多善本……中岁得目疾,畏风日,构一室无窗户,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设巨案周其室,书册鳞比,诵习之寒暑弗间也”。[21]他以平民终老,有暇则读《十三经注疏》,并摘录注疏,欲求补缺。自乾隆二十四年秋始,依《十三经》经文编次,废寝忘食,日夜手录,至二十六年,左眼几近青盲。二十七年二月,目疾日甚,多方医治,至四月仍未愈,以致头不得俯、不得回,行走不克不及勾当,不然眩晕耳鸣,通晚不止。是年九月,终究成《古经解钩沉》30卷,而《叙录》《周易》《左传》均各分子卷,实为33卷。是书成稿后,余萧客告祀先圣及文昌之神,学友为诗以纪其事。

  一些学者比汪中、焦循的科举成功,仕宦生活生计也绘声绘色,但有的学者型官员人在宦途,而心系学术。响亮吉致信孙星衍:“至吾辈艰窘之况,亦须稍受之,况既以出门,自当委运,日读书数卷无苦也。惟上则萦心堂上,次则牵挂捆扎故人,尚劳劳耳!”[13]洪、孙二人入仕而不废学,一无机会便投身于学术事业,潜心学问。他们晚年专注学术后,成绩卓著。在清代汉学家中,这类景象并不少见。

  呜呼!人有撰述以示于人,能移书规之,必此书首尾皆阅之矣。于人之书而首尾阅之,是亲我重我,因此规我。其规之当,则依而改之;其规之不妥,则与之辨明。亦因其亲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诚,非恶夫人之规己而务胜之也。[41]

  乾嘉汉学家如钱大昕、汪中、阮元、凌廷堪等人的文集、书札均楬櫫“脚踏实地”旗号。道咸以降,学术潮水因时而变,“脚踏实地”仍然是汉学家的根基理念。好比,刘宝楠的《论语公理·凡例》表白:“至引申经文,脚踏实地,不专注家。”[2]端木国瑚也说:“注经只求其是,以心安理足为要。”[3]清代汉学家将“脚踏实地”精力阐扬到极致,后世分析其旨的论著不堪列举,毋须赘述。但若是对汉学精力的领会仅囿于此,则不克不及完全融会其“尊德性”“道问学”并重的丰硕包含。清代汉学家在皓首穷经的岁月中,还构成了一些独具魅力的学术精力。它们与“脚踏实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多未惹起研究者留意,本文略述要旨。

  [34](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四《答卢学士书》,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590页。

  [12](清)汪中:《新编汪中集》附录一《容甫先生年谱》,广陵书社,2005年,第31页。

  [16](清)李元度:《国朝先闲事略》卷三二《阎百诗先生事略》,第1、6页。

  [18](清)江声:《江声致孙星衍》,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上(修订本),第113页。

  [11](清)阮元:《揅经室二集》卷四《次仲凌君传》,《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29年,第26页。

  [42](清)戴望:《戴望致张星鉴》,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下(修订本),第934页。

  [44](清)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揅经室一集》卷逐个,《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3页。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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